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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奏折，每一条都是暗指皇上疏于朝政，致使朝纲混乱，民怨甚多。不说封建帝王一言九鼎，皇权至上谁也不敢冒犯，就是在民主文明的现代，也没有-敢这样对最高当权者进谏或提意见。还有刘道隆的《感时效忠疏》《纠参奸邪疏》，其率直怒斥时弊的言辞和内容与《愚忠疏》基本相似。大家知道，一旦圣怒爆发，随便一条都可治刘道隆死罪。对自我感觉良好、自负而又很容易被偏见谗言所左右的明神宗朱翊钧，刘道隆比我们清楚得多。朱翊钧在万历二十年（1592），一次罢黜谏官十一人的历史墨汁没干，刘道隆也是清楚的，而他还要冒死如此进谏，除了言官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刘道隆忠君报国的忠义情结所致。 更可贵的是刘道隆三次上奏，救尚未谋面的兵部尚书熊廷弼不成而辞官不做的仗义之举。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对此事有所记载。熊廷弼，字襄愍（mǐn），江夏人（今武昌），是明代很有名气的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1597）年乡举第一，戊戌（1598）进士，历任御史，大理寺丞，兵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官职经略辽东，时任辽东巡抚是王化贞。王化贞不懂兵法，但他又不服从、不配合熊廷弼的用兵调遣之举。因为王化贞是时任首辅叶向高的亲信。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勇猛进攻，加上部分明军叛变，辽东失守。明政府将熊廷弼、王化贞逮捕听候审理。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都袒护王化贞，将罪责推向熊廷弼。这时，已经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相当于今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的刘道隆，两日之内，三次-皇上-救熊廷弼。而此时，刘道隆与熊廷弼并不相识。他只是为朝廷主持公道，为国家爱惜人才。熊廷弼死后有人为其刊印了一部《熊襄愍公文集》，其中熊廷弼在狱中写的一篇文章有这样内容：“廷弼当死，平时不识刘麟原（刘道隆）为何人。今下狱且死，举朝皆投井下石，麟原排众议救我。我今日方知有麟原，廷弼当死久矣”。由此可以看出刘道隆的确是仗义执言之正人君子。刘道隆-救熊廷弼无效，还被诬陷是党争之人，他愤然辞官回到了潜江老家。到了崇祯元年（1628），包括隐退在家的刘道隆和在职的工部主事徐尔一等再次为熊廷弼伸冤，熊得以平反昭雪。后来刘道隆也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并授了“光禄少聊”（正四品）衔。 乐善好施的乡贤 刘道隆辞官回到潜江老家后，在县城西郊外（今深河居委会一带）建了一别墅，取名“秀野园”，其名取自苏东坡《咏独乐园》“花竹秀而野”之句。他外甥张承宇的《秀野园记》将此园记述得十分详尽。文中说：秀野园“距西城数里”“西南甚空阔，大堤（即东荆河堤）在望”“西北去半里许，即大佛寺”，其园“引水环屋，寻桥面渡”“亭楼错峙，竹树荫森”“垒石为山，杂植海棠、芍药及玉兰、松桂、枣杏之属”，有“枕流轩”“定舫亭”“藂（cóng，丛生的草木）碧斋”等。书中记述这里就是一方碧波环绕、林竹掩映、渔舟唱晚、牛背笛声、夜静钟鸣的世外桃源。 刘道隆想过上隐居秀野不闻时事的生活，但其盛名在外，还是身不由己参与了回馈家乡的一些重大事项。县志载：“邑中兴除大政，不辞艰，不避谤，如议浚河、筑堤事宜”都习惯请刘道隆出场。就是新到潜江任职的知县，上任时必先拜访刘道隆。刘道隆也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县志上有多处记载他主动建学校及建桥、修庙的事迹。 崇祯三年（1630），刘道隆筹资在县东仁和垸（今竹根滩镇仁和垸村一带）修建了“文昌阁”，这个0既是潜江县当时的一座藏书阁，也是供乡邑学生学习的学堂。崇祯九年（1635），他又筹措资金，在县城北护城堤旁（今北门辉煌居委会与三江村交汇地带）新建“大乐庵”。他在秀野园通往县城的一河道上（百里长渠五孔桥一带）修建了一座桥，当地百姓万分感激，根据刘道隆的官职，取名“通政桥”。此桥建成后，引来不少文人骚客题诗作赋，流传最广的是清初朱继智的《题通政桥》：“西城桥石水依城，通政潜阳旧有名；罾罩各寻深浅处，素鸥惊起捕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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