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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隆在江都任知县时，很注重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商贾不要受身份所限，可以给县府进言，确有才能者，可向朝廷推荐入仕。当时江都县河渠瘀塞比较严重，下雨即受淹，天晴即干旱，他一方面组织民众疏挖河渠，筑堤护岸，另一方面，他“凿陂堰以捄潦困”，即开凿堰塘蓄水抗旱或缓解水患。 从县志中我们还得知，当时，安徽歙（shè）县有很多人侨居江都经商，其中有一位叫杨介的人，倚仗着女婿是朝廷中书省-的背景，欺行霸市，横行江都，没人敢问、敢管。为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刘道隆却毫无顾忌，他抓住其侄藏匿盗贼赃物、侵扰驿站等问题，将其缉拿归案而治罪，并-朝廷夺了杨介女婿的职，其他相关人员也一并做了处理，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忠义直言的谏官 万历二十年（1592），明神宗朱翊钧决定在郡县中选一批循吏良臣充实朝廷，刘道隆因政绩卓越被提拔进京任了兵部给事，接着又转任刑部给事中，其主要职责是充当言官。 朱翊钧可是一位难伺候的主子，当他的言官一般都难有善终。他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岁继位，二十岁亲政，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登基时面临内忧外患局面，即委托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朝政，并出现了短时的“万历新政”。明神宗是一位心胸狭窄、好听谗言而又自以为是的人。他亲政当年（万历十一年，即1583年）听信谗言，即对刚死去不久的张居正追夺官阶，接着将张的长子张修敬下狱严刑拷打，致其 ，同时，-张家门，使张家饿死十多人，并对张居正“剖棺戮尸”“党附张居正者”均罢官为民。这样诱导言官攻讦大宦成风，就是吏部尚书王国光、兵部尚书熊廷弼、刑部尚书潘继驯等朝中重宦也都遭遇谗言被-，有的甚至被杀头，尤其是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开始，朱翊钧就经常不临朝理政了。这样让不同派系的党争愈演愈烈，使朝纲混乱，士气低落，民心涣散，也让北方迅速崛起的女真族不断攻城略地。史书上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出了三种不同的言官。一种是为江山社稷，不畏杀头罢官之风险，忠心耿耿劝谏皇帝亲政、安民强国之言官；一种是为了一己之私或某个利益团体，借机恶意贬损异己，排挤对手、欺君误国的言官；还有一种是公私利益相间，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言官。 刘道隆属于第一种言官。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勤奋认真，审阅四方言路，认真甄别真伪，或转呈疏奏。《湖北文徵》（第三卷）收录了刘道隆的奏疏三份，体现了他忠君报国、冒死进谏的胆识和气节。刘道隆在《感触时事陈愚忠疏》中，直言皇上经常不理朝政，使国朝现有“四点时弊”。 “一曰用舍太偏”。他暗中指责神宗不理朝政，将“选授之请，一概停阁”，使有些弄权之人，“请官则官，请敕则敕”，请皇上“毋以喜怒为用舍，倒施而逆行之也”。 “二曰纪纲太僭（jiàn）”。他指出，现在各地“明旨概置不理”，有的人借皇上的名誉，参奏-“一抚臣，两按臣，旁若无人”，这样“可谓有纪纲乎”，这简直是“轻朝廷而辱天下”。 “三曰奏扰太烦”。他说，现在奏章太多、太滥，又不按程序呈报，请皇上要“尽防小人以私意言事而流毒天下”。过去奏章必须由通政司把关后呈送皇上，现在“俱自会极门直上”，随时可报，随时可传，“将来从效尤，而其风日长，贻害海内”。 “四曰进奏太亵”。奏折反映，现在朝廷下去的-，每到一地方，“必大索一番土物，皆指称进御”，“此辈利其实，皇上当其名”，有些人甚至将“虎兔鹦鹉”“革鞭羽帚”之物，也说是敬奉皇上，在下面搜括。我知道“明主不贵异物”，请皇上严加管束，惩一而儆百。 最后，刘道隆还强调，“以上四事，皆时政所当急为更张者”，并劝说皇上“腹虽甚至饥，当思所以致饱之由”；不能说地没耕好，责怪奴仆，布没织好，而责怪婢女；不要“贪一饱一饶之娱以自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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