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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蒋不允，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为前提条件，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 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解放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杨端六继续在武大执教，同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1956年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开除公职，管制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 袁昌英有一儿一女。女儿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杨弘远终于做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文革”开始后更与母亲彻底地断绝了一切关系。 杨端六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于1966年9月5日病逝。他比袁昌英少受了七年的“文革”劫难，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是时，袁昌英已75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孤灯冷灶。女儿在外地干校，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及其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胡画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由分说，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林彪“第一号令”发布后，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要离开武汉。身处“五七”干校的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乡间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她生活了四十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份子”，把她看作是远道归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榜上有名，所以不时被通知去参加“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 袁昌英和杨端六治学几十年的书籍，大部分都捐给了武大图书馆。她到乡下，带着剩余的中外文书，一心想重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可是她身心疲惫之极，实在力不从心了。 她还热情地帮助下乡知青学英文，使她考上了大学。她用女儿按月寄来的20元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八分钱一包，自用；一是“珞珈山”牌，二角一包，待客。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烟，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二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要“珞珈山”。她对珞珈山的感情太深了，那是她生儿育女，成就事业的热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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