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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夏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但她照样坚持上课。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她则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称来称去；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持批评态度。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大家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 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现象。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 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 在战前，袁昌英就自觉-，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在战时，当生活困难，随时面临敌机轰炸的威胁下，她坚持完成了二十万言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热情跃然纸上。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学生后来颇有成就，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师恩难忘。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0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 附提一则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的私谊较厚。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以小说体裁写了《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几年后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并收入1937年商务版的《山居散墨》文集。研究者一致推测“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实为“解放足”）时那种不安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这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的臆测。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那时袁昌英与杨端六已订婚，并在几个月后于上海结婚。 斗转星移。“三杰”中的凌叔华1947年随丈夫陈源的出使国外而定居伦敦；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流寓台湾。 唯袁昌英坚守武大。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间断任武0学院院长、教务长。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 帽子。他当官也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杨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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