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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龙华，驻守上海的直鲁联军惊慌失措。上海工人阶级迎接北伐军进驻上海的心情十分迫切，斗争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总工会决定于3月21日正午12时实行总同盟-。总同盟-开始后，上海各工厂、作坊、机关、商店和车站码头的全体工人-，-人数多达80万。 在中共-书记周恩来以及赵世炎、罗亦农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经过周密计划，将上海全市划为7个起义区，孙津川配合王若飞参与指挥南市区起义。预定时间到了，他亲率武装纠察队向敌军据点进攻，并在旱桥上插上红旗，使敌军误认为该地区已被占领，因而士气涣散。与此同时，他还以“便衣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一道命令，派人送至南京敌 局，令其停止抵抗。敌 局不知虚实，十分惊慌。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经过四小时的战斗，整个南市区的敌 被解除武装。随后，孙津川又率纠察队和铁路工人夺取机车一辆，满载工人纠察队员，前往闸北区增援，英勇的工人纠察队向龟缩在商务印书馆负隅顽抗的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发动猛烈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溃守敌，缴获机 数挺， 百余支。22日下午6时，起义工人占领上海北站，毕庶澄逃入租界，闸北地区全部克复，其余各区也被占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3月28日，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在武装起义中英勇顽强，指挥有方，深受两路工人拥戴的孙津川被选为两路总工会委员长。 北伐军进入上海，使上海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这使蒋介石深感不安，于是在4月6日，他将北伐军调往了南京，而让新投降的北洋军阀周凤岐部接防了上海，这是他为-政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就在他抓紧布置-政变的前夕，还假惺惺地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了一面由他手书的“共同奋斗”四字的锦旗，用以麻痹工人群众。12日清晨，蒋介石就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于蒋介石这一反叛罪行，孙津川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在敌人的血腥-政策下，他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挽救革命的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政变中被捕的17名工会会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不但不允，反而将他扣留。后经全路工人具保，才获释放。出狱后不久，他又受党组织委托，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同志，秘密整顿和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在到处都有敌特盯梢的情况下，他从九江回到上海后，即在自己家中召开了中共吴淞特支会议，决定组织由党领导的“灰色工会”，进行合法斗争，积蓄革命力量。 中共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被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一到南京，即着手整顿市委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举行武装-。一天晚上他在家中开会，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问题。他的爱人阿妹则担当了在门外望风的任务，由于他的思想完全贯注在会议上，以致他们的刚满周岁的孩子被捂在被窝里时间太长，窒息而死。 孙津川夜以继日地为革命操劳，日渐消瘦，阿妹望着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窝，生怕他的身体支持不了。就在这时，细心的阿妹发现，他家周围时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她把这种现象同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活动联系起来，感到丈夫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她时常提醒丈夫注意，孙津川十分理解爱人的心情，每当阿妹和他说起安全的话题时，他总是报以坦然的微笑，并叫女儿唱起：“烧饼油条，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两个铜板一个，两个铜板一个，真公道，真公道”的歌曲，用女儿的歌声来宽慰妻子的焦虑。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中共南京市委决定在姚左堂家开会。就在这个晚上，阿妹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 姚左堂是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铁道队队副。他家住在南京市大公街58号的一间茅草屋里，这里住的都是小贩、店员和贫民。草屋的正面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环境十分僻静。参加会议的市委的许多同志都陆续先到了，按规定最后一个到会的是孙津川，当他穿过一条弄堂后，就看到了预定的会议地点，他抬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按照规定，凡是平安无事，门窗应该敞开，而且在门外还应该坐着一个人。但今天门虽然开着，门口也坐着人，而窗户却紧闭着。孙津川立即意识到会场出了问题。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高度警惕，使他不假思索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并将身上带的文件投入附近的水塘里。就在这时，有条黑影将手一挥，霎时从暗处窜出4个手持 的国民党特务包围上来，他被逮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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