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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李之纯在成都周公礼殿的东面，为仁宗庆历兴学的建议者范仲淹修建了祠堂。“元佑戊辰，宝文阁直学士李公尹蜀，诚于应物，乐于为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举之。客有告曰:‘蜀有学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学自范文正公始。……愿正公祠，使天下为善者劝。’李公乐其请，命成之于礼殿之东，与石室对峙焉。” 受党祸牵连宦途多舛 李之纯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厚，在政见上俱属于“后党”；在文化上惺惺相惜，经常在一起切磋词句，互有唱酬。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丞相文彦博向皇帝表奏李之纯、楚建中等人，建议堪以重用。他对李之纯评价甚高:“中散大夫、直龙图阁、知沧州李之纯，累任转运使，忠厚淳正，颇有时誉。” 诏还，晋宝文阁侍制，授太仆卿，再擢户部尚书，三迁御史中丞。辗转数任，皆以善治仁厚吏称。 李之纯为人耿直，做事不喜声张。他为国家兴旺、百姓福祉计，向皇帝建言:朝廷有事下达六部，不应由胥吏专处，若各部大臣无时间过问，应令各司官员根据分工，提出意见，禀告后再作决定，以便使下情上达，避免胥吏舞弊弄权。他还奏言:贤明的大臣们和衷共济辅弼朝廷，那么天下的百姓就能和睦共处，百业兴盛。齐心协力甄辨好坏，把不好的东西转化为好的东西，是每一位臣子应尽的职责。现在一些观望的人，看到国家法令规章执行不力，朝廷稍有一些不睦，就会乱加评论，四处传播，这不利于国家安定兴旺，朝臣们不可以不谨慎行事。皇帝称善。 李之纯识大体，知大义，性情耿直，公私分明，不拘小节。元祐七年(1092)，皇帝亲祀南郊，苏轼为卤薄使，引导圣驾进入太庙。几近太庙，忽见几辆赭黄色、青蓝色顶盖的犊车吵吵闹闹地争抢道路，竟不避皇帝仪仗。苏轼差人前去问询，才知是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苏轼对李之纯厉言道:“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以不闻之!”李之纯垂首不敢言。于是苏轼在车中请奏，诏李之纯昭整肃仪卫。 元祐八年(1093年)二月，李之纯又上《论边帅屡易疏》:“臣伏以西戎未附，边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屡易，必须假以岁月，况帅臣总握中权，指授规画，日久而后士心信服；料敌折冲，立威制胜，日久而后敌心知畏。未有岁月浅近，施设尚疏，而可立武也。近者庆、渭二帅，召还移替，皆为成资。若以护边有功，犹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备敌亡状，岂当免过而优迁?欲望精选才臣，付以阃外，应机制变，得以专行；明示三载考绩之限，非以功进，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几边事整备，而戎人款服。” 李之纯赤心为国，忠于职事，深得朝廷重视。时御史董敦逸连上四状言，弹劾苏辙；黄庆基连上三状弹劾苏轼，言苏轼在任中书舍人时，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诋毁朝廷；而苏辙以名器私赠友亲，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丞相吕大防、御史中丞李之纯等人于朝堂之上，言之凿凿，极力为二苏申辩，指责董敦逸、黄庆基挟私以害忠良。于是，经廷议斥董敦逸、黄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李之纯及御史杨畏、来之邵等人又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罚太轻。由是朝廷贬斥董敦逸知临江军，黄庆基知南康军。 因李之纯身患疾病，改任工部尚书。绍圣中，御史刘拯劾李之纯阿附苏辙，降职单州太守。旋卒，年75岁。留有奏议5卷，文集20卷。 因受“党祸”牵连，李之纯仕途多舛，曾被列入“后党”名单，屡受责难和破孩。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继位，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共同处分军国重事，先后召回并重用一批被贬逐的守旧派大臣担任朝廷要职，并追复已故的守旧派重要人物官职，被时人称为“小元祐”。范纯仁、李之纯、吕陶、杨畏、苏轼、苏辙等25人恢复职位，或调回内地。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韩忠彦等人又奏言:“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复，不有追复，孰慰幽魂?”于是，五月二十二日，下令给予已故的元祐党人文彦博、吕大防、司马光、范祖禹、李之纯、高士英、孙升等33人，追认恢复官职与封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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