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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为加强城防设施，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动用税银1407元重修城墙、县署和监狱。 六月，城防工程刚竣工，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于是，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将这股装备好、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从此，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且所战皆胜。经一段时间的肃剿，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就通过各种关系，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对此，有些人便制造传言，说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订有“君子约定”。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王佐良从来不手软，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将罪犯“斩立决”。 除治匪之外，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民国二年，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畏罪潜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钱，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闻讯后，责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便派人把周抓捕归案，终将周“明正典刑”。 作为县民政长兼警备队统带官，王佐良除了对付土匪之外，还要处理民事、政务、商贸、以及海防等诸多事宜。而在这方面，因为有时会触及地方势力的利益，就必然要受到少数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良有时不得不权衡利弊、腾挪躲让，甚至违心行事。 据有关资料：王佐良之所以能长期主政赣榆县，其为官之道有三招—— 一是依附豪门。在当年赣榆县的豪门大户中，以青口镇的许家势力最大。其代表人物许鼎霖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政界要员（王佐良出任34人物春秋赣榆县民政长，也是经许首肯的）。王佐良主政赣榆后，许鼎霖虽然在外地，可他的大儿子许仲来还在家主事，他的四弟许鼎馨（许四）是青口0的头头，六弟许鼎年（许六）也在外地为官。为依附许家这样的地方权势，王佐良主政赣榆后，凡有公务大事都要请许四商议。 二是重用能人。王佐良当县官，除依靠许四之外，还有几个心腹，即县参议长李裕泽（李三）、师爷仲丹魁（仲二飞刀）和县农会长乔文澜。仲丹魁原是县议会的录事，由议长李裕泽推荐给佐良。仲有辩才、善诉讼、深通律例，很快就受到王佐良重用。 三是稳住基层。王佐良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对各乡镇的绅董们也很注意团结，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 民国九年，在上海求学的赣榆人陈文彬等控告王佐良，状子递到督军齐燮元和江苏省署那里。督军要省署办理，省长王瑚遂密派两位委员到赣榆查访。王佐良与李裕泽、仲丹魁得知后，急忙调动了全县的乡镇董事齐聚青口，求见省里来的委员，为其辩护。这俩人回省里之后，赣榆县的乡董们又选出以沙河镇名流朱寿石为首的40名代表，于民国十年春赴南京为王佐良伸冤。他们除向王瑚-外，还通过督军署参议、赣榆籍人余念慈、督军署军官王天党等向督齐燮元传话，终于“保王”成功。 园艺专家 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老树、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该园起名“菊园”，内有菊花600多种，并植有桂花、铁树、毛竹等奇花异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厅、太湖石、小桥、流水等，也布局得当；素有“江北第一园”之誉。 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而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民国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叶树艺浅说曳一书。该书近4万字，并配有图像，介绍了常见树木、蔬菜、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另外还附有养柞蚕、椿蚕的方法。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行文说：“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经验”；“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纯自经验中来，切近详明，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又说，这些方法，“农人试无不效”。 在园艺研究方面，王佐良态度也非常谦虚。他在该书的“前言”结尾时写道：“赣榆亦桑梓邦也，忝作行政长官，深望各绅董父老、学子，以身作则，先行提倡”，并表示：“倘有人愿来署面余讨论者，余极欢迎，定优礼相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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