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王井怀/半月谈微信公号
一个县扶贫系统干部不到一年有17人离开；另一个县的扶贫信息员有1/3辞职；还有的村连换3名第一书记都干不下去，调离后自感“脱离了苦海”……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反映，考核压力大、问责风险高、工资待遇低，让他们不堪重负，渐生退意；又时逢地方机构改革关键期，面临是去是留的选择。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某些基层扶贫干部的叫苦、畏难、厌战情绪乃至逃离行为，值得警惕和正视。
一个县扶贫干部不到一年17人离职
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某县，乡镇扶贫工作站少的五六人，多的十几人，加上县扶贫办工作人员，全县扶贫系统干部约有120人。去年该县先后有17名县乡扶贫人员辞职或调走。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人以事业编制人员为主，在大半年内‘扎堆’离开扶贫领域。”
其中一个镇扶贫工作站的两任站长辞职。第一名站长在镇扶贫工作站工作一年后，又在县扶贫办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一年，于2018年10月辞职。她说：“越到基层，任务越重，而落实的人越少。镇扶贫工作站负责对接县上好多部门，除了搜集信息、上报数据、写各种材料、开展培训等，还要经常下乡检查。人少事多压力大，很多工作都难以开展。”
另一名站长辞职后去了广东工作。她对记者说，刚到扶贫工作站时觉得工作光荣，后来发现想法太理想化。上级部门什么事情都扔给乡镇，个个都急要，做得不好或不及时就被通报。
“‘5+2’‘白+黑’，元旦跨年都在加班，加到开始怀疑人生。”一名去年7月辞职的镇扶贫工作站工作人员说，“基层扶贫工作各项政策太多了，我们所有的任务几乎都来自省里，县里只是把任务分派下来。我们压力能不大吗?”
西部某深度贫困县扶贫办副主任透露，2017年该县招聘了85名扶贫信息员，基本上每个村有一人，截至2018年底，大约1/3的人已经辞职。
一个村两年换了4任第一书记
基层责任重、压力大，让某些扶贫干部滋生厌战情绪，不愿久留。中部某村村民介绍，这个村两年里换了4任第一书记。
第一任第一书记在2017年10月的一次督查中，因工作不扎实背了一个处分后，“高高兴兴”回到原单位，逢人便说“脱离了苦海”。
第二任第一书记进村后看到成堆的材料当场就蒙了，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卷铺盖回了县城。
原单位派不出人，部门领导只好托关系，从其他单位借了一名50多岁的老干部，先顶一段时间。目前在村里工作的是第四任第一书记，村民也不知道他能干到什么时候。
一个县乡镇副科岗位空出20个名额，只有三四个人选
待遇低，留不住人。西南某县一名公务员编制的扶贫干部说，他有20年工龄，10年副科经历，收入一个月到手还不到3000元，养家糊口让人发愁。而当地事业编制人员收入更少，每月2200元左右。一名去年7月辞职的扶贫干部说：“我去年每月到手工资2000元，加班从来没有报酬。现在，不少县乡扶贫干部努力考到省里市里。”
基层扶贫干部，特别是事业编制的扶贫干部，晋升空间小成为他们的心病。在基层，事业编制人员的数量是公务员的数倍，承担了大量繁重工作。在近年基层公务员待遇提升、部分事业单位参公改革后，事业单位和事业编制人员面临的困难愈加凸显。
记者在中部某县了解到，前些年事业单位参公改革后，目前当地县直事业单位只剩下两三家，可选择空间进一步压缩。同时，按相关规定，县直单位事业人员不能提拔进乡镇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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