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版“药家鑫案”:男子撞倒女童后将其勒死抛尸(2)

　　接近案件的知情者透露，何山供述，开出陶家湾后不久，何山从后视镜中看到女孩（陶小芳）的嘴角依然流出白沫，便将一条空调被盖在她头上。车行至五祖镇，人烟更加稀少，车道盘山，另一边是垄坪水库，小芳清醒过来，坐起身要求下车。何山并未停下，反而加快车速。

　　4个多小时之后，天色渐暗，何小春要回家做饭，找遍小芳的同学家，才发现孙女不见了。“一想心就痛。”

　　陶小芳的父母则内疚于无法将女儿带在身边，在外地打工的母亲大病一场，有时猛然从梦中醒来，以为女儿回来了。

　　陶家不富裕，房子是20年前盖的，已经显出破败，窗户破了，水泥地面凹凸不平，墙面蒙上一层灰黄，铁皮屋顶常在雨季漏水。

　　父亲陶峰在深圳打工所得是整个家庭唯一的收入。为了省钱，他有时会住在工地，睡在未完工的大楼里。流离不定的打工生活并不适合养育孩子，3个孩子陆续送回家由奶奶何小春抚养。

　　陶家所在的村中有几个人在深圳买房、安家。房子和钱在其次，让陶峰羡慕的，是能将孩子带在身边，或至少能在假期把孩子接到大城市玩几天。

　　然而这几年接二连三的坏运气让这个愿望遥不可及。何小春去年被电动车撞坏了脚，陶峰也从梯子上掉下摔断小腿，两人都没拿到赔偿，一度在病房中无言相对，他们将三个小孩托给村民照顾，靠亲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脚伤痊愈后，何小春没法再下地干活，陶峰的压力更大了。“可惜她（孩子）有个没本事的爸爸，”陶峰叹息。

　　家庭的困难使小芳分外早慧，她每天放学先去幼儿园接弟弟；下雨天屋顶漏水，她就穿起雨鞋四处摆放盆罐，以防奶奶滑倒。如今，昏暗的厨房中，小芳的大字依然留在泛黄的墙上，那是爸爸和爷爷的电话号码，以防奶奶遗忘。

　　小芳的母亲因与陶峰不和而不愿回来，女孩已经两年多没见过母亲。母亲曾在电话里问女儿希不希望自己回来，小芳回答：“你回来又不开心了，有我照顾弟弟，你放心吧。”弟弟今年4岁，调皮又倔强，有时与小芳争吵，打她一下或者撕扯她的作业本，她也不还手，只是委屈地喊一声“奶奶”，过一会又去牵他。

　　“她最乖，又最聪明，以后能考上大学。”何小春说，她下午经过那个路口，扭扭车还停在草丛里，上面放着一包干脆面，几位村民告诉她，一辆白色马自达带走了陶小芳。但何小春没有多想。

　　天色暗下来，村道和公路上一片漆黑，只有几户的窗户透出灯光。何小春打起手电筒，一路喊着小芳的名字。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接近案件的知情者透露，到距离陶家湾5公里，何山将陶小芳送去救治的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

　　何山供述，他停下，打开后车门，在后座上实施强暴，然后从后备厢找到一条做水电工时使用的红色尼龙绳，勒住她的脖子。小芳很快就不动了。根据法医鉴定，陶小芳的死亡时间距离最后一次用餐2小时。

　　他继续开车，多次停下寻找抛尸地点。在一处临水的高桥时他想将尸体抛入水中，然而因附近有人经过而作罢。他最终选择阻马村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将女孩抛在一块石板上。

　　何山沿来路返回，并停下焚烧衣服和尼龙绳，之后开回武汉。途中，他将车交给一家寄卖行，获得3万元，他拿2万偿还了信用卡账单。

　　小芳失踪一天之后，家人发布的寻人信息开始在当地居民的微信信息和朋友圈中广泛传播，照片中的女孩绿衫白裙，扎一对麻花辫，一手比V。

　　“我的女儿陶小芳9岁，于2017年11月25日下午1点在黄梅县杉木乡陶家湾村牌楼前上坡处被人强行抱走，对方开一辆白色马自达武汉牌。”陶峰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何山向警方供述，看到上述信息，他开始心慌。11月27日中午，他打电话给寄卖行的工作人员，说自己会派朋友前去取车，要求对方将行车记录仪和全部坐椅套拆下。当天下午，他开着从亲戚家借来的车前往黄梅县公安局，口袋里还装着剩下的一万元钱。

　　陶家湾女童失踪的消息在村民中传开，一天之后，同村人上门报信：何山去投案自首，说自己撞死一个女孩。

　　事后，何山的父亲何记柱带着孙子躲在亲戚家，害怕陶家前来报复。5月11日，何记柱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后来他干脆到武汉打小工，不在家居住。

　　何母说，她和何记柱的家都不富裕，年轻时曾有一段背着债务艰辛度日的时光。几十年后，夫妻俩养两头猪、一群鸡，种几十亩水田，熟悉所有农活。这些本事受到同村人的尊敬，对农活有疑问的、家有红白事的都少不了上门求教。

　　“我们多旺的家，”事发半个月后，她曾向记者哭诉。当时她尚不知道案子的具体情节，认为儿子是受了刺激，“在牢（看守所）里还不知道行不行。”

　　何记柱说，他曾想通过律师去看望何山，并未得到允许，后来一想不见也罢，“见了心里也难受，他和我都难受。”

　　何山的妻子已经临近产期，何记柱说，他要承担起抚养何山两个孩子的责任，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至于给陶家的赔偿，他表示自己“不了解他（陶）家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们谅解不谅解”。

　　“我们农户人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何记柱说。

　　只要在家中，陶峰就亦步亦趋地跟着小儿子，一刻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4岁的男孩总是哭着要姐姐，小芳的母亲打电话回来安抚：“我把姐姐带到广西住了。”然而男孩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家中的变故，有时问父亲：“姐姐是不是被坏人抓去了？”

　　按照当地习惯，何小春在小芳死后丢掉了她的大多数衣物，然而两张奖状还贴在墙上，分别是优秀学生和三好学生。一个小书包留在柴房里，里面装着她孩子气的一面：被涂成花脸的课本里的小人，一串用线绳穿起的塑料珠子和几片带着毛边的卡通贴画。

　　在作文里，女孩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人：“秋天来了，果园里的苹果、香蕉、橘子都成熟了，我和爸爸妈妈，高高兴兴带着篮子，去摘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