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孕女子石某手中接过孩子后,袁武和金梅担心孩子太小,不适合长途奔波,所以没有马上返回新疆。他们在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附近找到一家月子中心,将孩子放在那里照料。月子中心每天收费900元,夫妇俩住的却是80元一天的小旅馆。 拿到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时,金梅提出质疑:“协议中不是说好,孩子的父母栏里填我们夫妇的名字吗?” 代办证明的章某称,办理证明时,医院审核得比较严格,发现产妇石某的情况与登记的金梅信息明显不符,于是他们只好在母亲一栏填了石某的信息。章某还说,只要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父亲是袁武,以非婚生子女的身份,也可以上户口。 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和周折,却得到一个丈夫与别人的“私生子”,金梅觉得很不是滋味。但孩子着实可爱,夫妻俩都非常喜欢。为了感谢代孕女子石某,他们先后给了她数千元营养费。现在他们最大的心愿,是顺利为孩子上户口。 夫妻俩给老家打电话,向户政部门咨询新生儿落户政策。户政部门告知,因当地政策限制,非婚生孩子无法申报户口。 袁武和金梅顿时傻眼了:如果孩子无法落户,等他将来长大,他们该如何向他解释这种窘境呢?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因户口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又将如何解决? 看着通过违规渠道得到的孩子,袁武、金梅夫妇陷入两难袁武和金梅还想过一个办法: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他们再去领养。但记者咨询得知,他们之前各有一个女儿,不符合收养条件。 想合法拥有却无法可依 从求助代孕机构以便拥有自己的孩子,到如今孩子在手却与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袁武和金梅夫妇非常愤怒。他们决定向警方报案,希望对代孕机构予以打击。同时,他们也向楚天都市报求助。 在记者的建议下,夫妻俩拨打了110,江夏警方接警。民警了解情况后表示,卫生部出台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地下代孕是否违法,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公安部门对地下代孕行为,缺乏执法依据。 民警查证了代孕女子石某和陪护人章某的身份信息,建议袁武和金梅向江夏区卫计委反映。 夫妻俩向江夏区卫计委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工作人员答复:我国法律对如何干预和惩戒违规代孕行为,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卫生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代孕行为,但没有明确由谁管理执法。 昨日,在月子中心,袁武和金梅一边逗孩子笑,一边抹眼泪。这个孩子是因为他们的愿望才来到人世,他的生物学父母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代孕女子生下他后也已完成交接。袁武和金梅一心想当孩子的父母,但这个诚挚的心愿,却找不到法律的支持。 看着通过违规渠道得到的孩子,袁武、金梅夫妇陷入两难记者昨日从江夏警方获悉,出于对案件的重视,他们已经控制涉及违规代孕的三名嫌疑人,并提取了袁武、金梅和孩子的血样。 警方的迅速行动,让袁武、金梅夫妇又生出更多担心:他们会带走孩子吗? 律师和社会学家析困局 律师观点 昨日,记者就袁武、金梅夫妇的遭遇,咨询了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华。 张华认为,首先,袁武夫妇与“喜得尔”公司签订的助孕协议,因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从根本上是无效合同。袁武夫妇可起诉代孕公司,要求退还65万元服务费。 其次,袁武夫妇与代孕女子石某通过提供虚假文件证明,办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也属违法行为,不仅不能为孩子正常申报户口,还可能承担法律后果。 基于目前的情况,可能只适合通过诉讼来确定孩子的抚养权。但由于袁武和金梅夫妇与孩子没有任何生理和法律关系,他们取得抚养权的概率也很小。 社会学家观点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则从社会伦理层面进行了评析。尚重生说,这起案例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后果——孩子。不管他是怎么来的,他的生命权和社会权利都应该受到尊重。孩子的到来已经成为生物学上的事实,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就有义务让他在社会学意义上正常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袁武夫妇是孩子最有利的抚养、监护人选,是他们的意愿让孩子出生,虽然手段违规,但社会危害有别于其他违规后果。 尚重生认为,代孕机构开展地下代孕业务,是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在法无禁止的前提下,对袁武和金梅夫妇的朴素诉求保持宽容,并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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