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在中国28年:从日本流入 分南北两派不断升级(2)

　　2012年查处的江西“精彩生活”传销案，犯罪团伙创建“太平洋直购”网站，以“消费返利”模式发展会员690万人，收取保证金近38亿元；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展的浙江“万家购物”传销团伙，同样以电子商务形式，发展会员近200万人，涉及金额高达240.45亿元。

　　2017年7月以来，按照公安部的部署，我国多地公安机关查处“善心汇”特大涉嫌传销案。该团伙涉案金额数百亿，全国参与人数超过500万人。

　　凌云还发现，近年来的网络传销呈现明显“资本盘”趋势，也就是金融传销。凌云介绍，我国金融传销始于2012年，当时以消费返利或电子股票为主，后来发展到游戏理财、内部虚拟股票、虚拟货币、区块链技术等，“实质上都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把非法集资与传销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新的庞氏骗局模式。”

　　整治传销，如何凝聚社会合力

　　伴随着传销的蔓延，整治行动一直未停。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四年后，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湖南坚铮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幼德律师认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让整治传销告别此前的运动式打击，逐渐走向法治化。

　　2016年12月，公安部发布消息，当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2826起，同比上升19.1%。

　　今年8月6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发现，自2009年刑法新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来，全国此类判例共有7364起。从案发区域看，安徽、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居前五位；从审理法院看，合肥、济宁、南京、武汉、长沙五地法院审理的传销案件，数量上排前五名。

　　虽然我国司法机关持续对传销活动予以打击，可传销现象并未销声匿迹，一些地区依然猖獗。

　　李幼德律师认为，近些年流行的网络传销涉案区域广、人员多，手段隐蔽，给侦查取证带来一定难度。李旭、凌云则认为，“打传”的法制建设滞后于网络传销新形式，比如难以适应跨区域、网络化的特点；刑罚只是针对传销团伙的组织和领导者，对大部分参与人员以遣散、教育为主，缺乏法律震慑力。

　　“打击网络传销很难连根拔起，即使拔掉根，传销人员往往换一个名目，再次‘活’过来。”凌云认为，整治传销需要形成监管合力。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传销团伙根本不登记注册，无公司无产品，工商部门的监督难以落实；公安机关则一般不会在案件爆发前介入调查或处置。

　　此外，李旭认为，商务部门在给直销企业发证后，需要加强日常监管，并严格执行违规企业退出机制，“有些企业打着直销的牌子，实际上搞的也是传销。”

　　2004年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些民间反传销组织，以凌云、李旭、叶飘零为代表的反传人士组建反传销平台，包括反传销志愿者联盟、反传销协会、反传销救助中心等。

　　“全国范围的民间反传人士，顶多也就一两百人，，和传销组织的规模相比，我们势单力薄。”李旭说。采访中凌云坦承，目前民间反传销工作的商业化趋势明显，这需要规范和引导。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除了职能部门加大打击、民间反传销组织规范运行，整治传销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一些人的暴富心理、对传销缺乏认知，以及中国式的人情关系网，都为传销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凌云介绍，近年来大学生已成为我国传销的生力军。这一方面来自求职的压力，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传销本质认识不深，还需要加大宣传，形成全社会反传销的合力。

　　2004年查处的重庆“欧丽曼”传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大学生参与案件：包括三名高校学生在内的传销团伙，以“三无”产品“欧丽曼”化妆品为媒介，发展下线会员。该案传销人员中80%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国2000多名大学生被骗。

　　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该如何避开传销陷阱，避免李文星式的悲剧？

　　李旭认为，网上求职者应增强防范意识——仔细甄别网上招聘信息，选择正规招聘机构；不盲目泄露个人信息，应聘过程随机应变，“如果不带你去公司而是去居民楼，那一定要小心。”

　　万一误入传销组织，该怎么办？李旭建议，应记住地址，伺机通知亲友或报警，可以利用装病、骗取信任、从窗户扔纸条、外出培训等机会，设法逃离传销窝点。

　　“遇上传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十多年反传销经验的李旭提醒。